不久前，環保部部長陳吉寧提出，要啟動環評法的修改工作，希望環評法的修改能夠列入人大的工作計劃。在3月2日舉行的新《環境保護法》(以下簡稱環保法)新聞通氣會上，環保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別濤也表示：“環保部正在研究對環評制度的改革和對環評法的修改。”
在許多地區霧霾嚴重的情況下，環評法該怎么修改？如何用好“環評”這個“環保部最大的權力”？
腐敗侵蝕環評
2003年9月1日環評法施行開始，作為規劃或建設項目的前置性審批條件，環評便一直被視為從源頭上預防和控制環境污染的“閥門”。國家環保局(環保部前身)首任局長曲格平更是直言：“環保部真正的、最大的權力是環評，因為項目環評這一關過不了，后面什么手續都辦不了。”
但是，這個環保部真正的、最大的權力正在被內部的腐敗侵蝕。
今年2月，中央第三巡視組向環保部反饋專項巡視情況，指出該部存在的問題主要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方面：未批先建、擅自變更等環評違法違規行為大量存在，環評服務市場“紅頂中介”現象突出，環評機構資質審批存在“花錢辦證”情況，把關不嚴、批而不管、越權審批不僅導致污染隱患，而且加大權力尋租空間等。
對于中央巡視組反饋的環評腐敗現象，在3月7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記者會上，陳吉寧表示，要堅決查處一批未批先建、擅自變更的環評違法行為，要把違法企業納入誠信“黑名單”，把情節惡劣的企業移交司法。徹底解決環評“紅頂中介”問題，決不允許“卡著審批吃環保、戴著紅頂賺黑錢”。
但是，環保系統內存在的問題并不只是腐敗，還有現行體制本身的問題。
馮永峰是環保項目“自然大學”的聯合發起人。他認為，目前我國環保系統內存在的很多問題是由現行的環保體制造成的。例如，由于環評法規定沒有辦理環評手續的項目可以在后面補辦，這就導致企業或項目可以先上馬后補辦，“未批先建、‘邊建設邊環評邊上馬’的項目很多”。
另外，舊有的體制又造成環評資源被壟斷在環保部門，有環評能力和環評資質的機構都來源于環保體系內。“這就導致‘紅頂中介’和環評資質掛靠情況非常突出。”馮永峰說。
中國政法大學環境法學教授曹明德認為，在現有的環保體制下，由于環評機構不獨立，缺乏公信力，環評工作很難開展。他進一步解釋說：“一方面環評機構作為事業單位，基本都隸屬于各地環保局，跟環保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。而另一方面，由于建設項目的業主單位是委托方，導致環評工作的埋單人事實上是企業或項目業主。”因此，大多數環評項目基本都會順利通過也就不足為奇了。這大大損害了環評機構和由他們發布的環評報告的公信力。
對此，陳吉寧公開表示，環保部所屬事業單位中的8個環評機構，將在2015年率先全部從環保部脫離，其他地方的環評機構分批分期也要全部脫離，逾期不脫離的，一律取消環評資質。
陳吉寧還表示，要讓環評陽光化，壓縮環評審批權的空間，強化兩項宏觀控制。“不能把一個不該建的項目放在生態敏感區和飲用水保護源地，要強化行業的污染源總量控制。同時，我們要下放審批權，強化事中和事后監管。”
環評法與新環保法“打架”
環保法律體系的基礎，在經過修改以后，新環保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。但是，環評法卻并沒有跟上環保法修改的步伐。這導致兩部法律在某些問題上“打架”。
吳青在議案中提出，由于新環保法增設了“政策環評”制度，擴大了環評范圍，而環評法對環評范圍的規定僅局限于與土地利用有關的方面，以及可能造成不良環境影響的范圍，二者在環評范圍問題上產生了明顯沖突。
此外，環評法與新環保法在對建設項目防治污染設施的規定上也打起了架。新環保法明確規定了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設施應當滿足“三同時”要求：“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、同時施工、同時投產使用”，并且應當符合經批準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的要求，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閑置。
而環評法僅規定建設單位在對建設項目性質、規模、防治污染設施等進行重大變動后需要重新報批環境影響評價，而無需符合此前首次批準的環評文件。“(這)變相允許了建設單位先建后報，與新環保法有明顯的矛盾沖突。”吳青在議案中寫到。
吳青還表示，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的信息是否全文披露，是兩部法律的另一個沖突點。新環保法規定，除涉及國家秘密和商業機密外，應當全文公開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，而環評法僅規定建設單位在報批環評報告前應舉行聽證會等，對審批機關是否應公開環評報告全文并無規定。因此，環評法在環評報告公開方面缺乏與環保法對接的條文。
吳青認為，在近年來政府職能轉變的背景下，環保主管部門更加注重事后監管，輕事前審批，除重特大項目環評前置外，均改為并聯辦理。另外，環保部也正在把環保審批權下放到下級環保部門。面臨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管理改革的大趨勢，環評制度和環評法也亟需調整、修改，以適應現實的需要。
環評法該怎么修改
環評法的修改和調整已成共識，但是，環評法究竟應該怎么改？
曹明德認為，環評法若修改，應該讓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機構獨立開展環評工作，而不是由主管他們的環保部門來批準報告和審批環評。“應該把環評審批權交給大眾，而不是各級環保部門。”曹明德說。
他還建議，對所有的規劃都進行環境影響評價，因為規劃環評會直接影響到具體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的開展。此外，應該建立起對環評機構和環評從業人員的追責懲罰機制，對違法批準環評報告的機構和負責人，應該追求他們的行政和刑事責任。
吳青在議案中提出，為避免“先建后報”、“先建后批”等行為，環評法若修改應該緊跟新環保法的趨勢，修改為施工、建設、投產必須符合已申報的環評文件。具體來說，應該堅持“三同時”制度：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設施，應當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、同時施工、同時投產使用。
馮永峰呼吁，環評法的修改應該“保持‘環評前置’不動搖”，不能以簡政放權的名義帶動各地淡化“環評前置”的地位。他表示，若把環評前置取消，變成并聯審批、同步審批，“會削弱環評跟項目博弈的能力”。
吳青則認為，環評法的修改應該全面變更為以事后監管為核心、以環評后監督為重點的體系。例如在總則部分，應強調環評后監管體系的建立等。
雖然主張各有不同，但他們都認同在環評工作和環評法的修改過程中，應該擴大公眾參與的程度。吳青引述新環保法的規定，指出公眾應該參與整個環評的過程。“從環評報告開始編制起就應向公眾說明情況，充分征求意見，審批環評報告的機關應當全文公布環評報告內容。”她認為，環評法應全面修改有關公眾參與的條文，充分擴大公眾對環評程序的參與范圍、監督范圍，以及環評報告的公開范圍，以符合現行環保法律體系的發展趨勢。
曹明德則認為，全文披露環評報告只是第一步，還應該在環評過程中充分征求公眾意見，確保他們的知情權，尊重他們的意見。“不能讓政府決定建設項目后只是簡單地告訴民眾，否則會引發群體性事件。”
馮永峰說，“公眾的參與不夠，會給未來埋下很多隱患，背后的社會風險和代價是非常大的。”他認為，公眾參與是環評工作中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，環評法的修改應該首先考慮這一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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